今年5月12日是第十三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5月8日至14日是防灾减灾宣传周。让我们看看专家怎么说……
【朱定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
用科技创新补齐气象灾害防御短板
补齐气象灾害防御的短板，必须做到气象科学和相关领域科技创新、技术突破密切结合。尽早突破社会大数据用于灾害预警研究和应用的瓶颈。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大力推进防灾减灾救灾科普教育。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国家，灾害种类多，发生频次高，分布地域广，社会影响大。其中，气象灾害平均每年造成经济损失占全部自然灾害损失的70%以上。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频率提高，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灾害的相互耦合影响更加突出。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受灾害的影响仍然很大，农村人口因灾致贫或因灾返贫风险依然存在。
为了保障社会生产和生命安全，我国气象部门在努力提高监测、预报水平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我国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16部雷达组成新一代天气雷达网，7万多个地面气象观测站乡镇覆盖率达到99.6%，建成了集生态、环境、农业、海洋、交通、旅游于一体的专业气象监测网。全国天气预报准确率达到86%，强对流预警时间提前至38分钟，台风路径预报提前到3至4天，初步形成无缝隙智能化的气象预报业务体系。
但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安全、生物安全等受到威胁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强。台风、地震、干旱三大巨灾链系统的形成，灾害连发、多灾并发、灾害群发和集中爆发，扩大了影响范围，加重了损失程度。自然灾害、环境灾害预警产品的质量、精准度、传播能力等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仍然存在。
解决这些问题，要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
补齐气象灾害防御的短板，必须做到气象科学和相关领域科技创新、技术突破密切结合。可以预期，量子计算会带来计算能力的提高，使数值天气、气候预报预测精度和时效大大地提升；北斗系统将提升气象要素观测精度和丰富观测内容，并且改善预警发布的精细化贴身服务；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加快对于海量数据的判断识别时间和实时对于灾害影响的评估，为预警发布争取更多的提前量，并且防灾指导更有针对性。
当然，我们还需要尽早突破社会大数据用于灾害预警研究和应用的瓶颈。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大力推进防灾减灾救灾科普教育，弘扬科学思想，讲求科学方法，狙击谣言。对于智慧城市的防灾减灾功能提升，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提升政府防灾治理能力，提升均等化公共服务水平都是有益的。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十四五”规划带来的科技创新成果一定能够为“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更好地保驾护航。
【高孟潭：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
地震预警信息要发得快还要用得好
我国覆盖强震易发区的地震预警系统即将建设完成。面对大震巨灾高风险的严峻形势，加快地震预警系统应用，不仅要地震预警信息发得快，实现全覆盖，更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将地震预警信息用好，使其切实发挥减灾效益。
我国覆盖强震易发区的地震预警系统即将建设完成。尽管地震预警系统因存在预警盲区等因素，并不能完全避免地震引起的人员死亡，但能极大地减少人员伤亡数量，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减轻对社会经济系统造成的冲击和影响。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重点专项中部署实施了若干与地震预警服务有关的科研项目，产出了一系列高科技技术产品。中国地震局结合地震预警系统硬件建设也在研发先进的软件。同时，广电系统、各大电信运营商和信息技术公司均已介入地震预警系统的建设。
尽管进展可喜，但如何发挥地震预警系统的效用，发挥减灾效益，还需走好“最后一公里”。
首先，要尽快建立完善地震预警系统应用的政策法规。尽管一些省份已经出台了地震预警的相关法规，但仍缺乏国家层面的法规标准体系，地震预警利益相关方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仍有待明确。关键基础设施、产业链、政府部门等应用地震预警系统减轻地震对社会经济冲击影响方面，目前尚没有明确要求。这种状况将严重制约地震预警系统的应用和效益发挥。
其次，要尽快筹划地震预警后的避险逃生科普、演练。在许多人看来，收到地震预警信号后，第一选择是“跑”，以为逃出建筑物就安全了。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行为十分危险。地震预警系统提供的避险时间一般只有数秒到十几秒，即使逃出建筑物也会面临其他致命危险。应该针对各种具体场合，制定收到地震预警信号后最佳避险、逃生方案，并通过经常性的科普宣传和演练，让大家熟悉方案内容，避免做出错误的选择。
再其次，要推进地震预警紧急处置系统在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产业基地的应用。在大城市，地震造成电梯运行中断并将人员关在电梯内将是大概率事件。有研究显示，美国旧金山湾区东部一次7级地震，可能将2万多人关在电梯内。我国许多大城市的电梯数量是旧金山湾区东部的20倍至30倍，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我国科学家近期研制的具有高科技含量电梯地震开关，可以通过接受地震预警系统信号和现地预警设备，在强烈地震振动到来之前，将电梯强制停在最近的楼层，打开并锁定电梯门。
此外，燃气地震开关和地震火灾报警系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地震火灾，高铁地震预警控制系统可以有效避免列车翻车。地震报警器在医院手术室的正确使用，可以避免眼科手术和脑神经手术过程中造成悲剧。这些产品都需要大力推广。
面对大震巨灾高风险的严峻形势，加快地震预警系统应用，不仅要地震预警信息发得快，实现全覆盖，更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将地震预警信息用好，使其切实发挥减灾效益。
【刘传正：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首席科学家】
减灾文化需要自我养成更需外界培育
防灾减灾是一种自我主导责任，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指令。遭遇突发变化，能够自觉寻求正确的应对策略，由视而不见走向感性自发甚至理性自觉，才能避免对变化着的现象视若无睹或对突发情况缺乏警醒。
防灾减灾现已成为社会共识，成为个人或群体生存、生活与发展的组成部分。立足“灾害风险是可识别的、可防范的”，培育灾害风险文化将成为重要举措。
认识灾害风险是防灾减灾的科学基础。自然灾害与地理环境、地形地貌、岩土成分结构、区域降雨、地下水活动、冻融作用、地震损伤及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叠加作用密切相关。受季风气候影响，我国自然灾害危害程度和区域强降雨与自然灾害易发区的重合程度正相关。
灾害风险是致灾因子或引发因素和承灾体遭遇的概率。应对灾难不仅要强调法规制度的刚性约束，还要依靠科技的进步。
树立风险理念是安全发展的基本要求。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公民素质提高，公民社会对减轻自然灾害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人类具有冒险的天性，也有寻求安全的本能。随着全球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类社会在后工业和信息时代遭遇或引发自然灾害的概率急剧增加。灾害风险来源不再局限于自然界，而更多地来自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过度干预甚至破坏。个人或群体的任何一种选择都会产生风险，选择的数量和范围增加导致遭遇的风险类别与强度增加。灾害风险是“平等主义者”，会“公平”地影响到每一个人。因此，风险增加就要求人类社会的安全认知和应对能力必须增强，促进安全发展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个人和科技界等“多位一体”的协同努力。
培育风险文化是提升防灾减灾成效的重要途径。人类社会居住、出行和生产安全更多地体现为自然或人为环境的安全，人类的活动范围、时机、频次和强度等与遭遇或引发的自然灾害或技术灾难成正比。人类社会要减轻灾难或规避风险，就需要理性生存，约束自我。
防灾减灾风险文化是高于物理实体防灾减灾的重要方面，包括畏惧文化、预防文化、防灾文化、应急文化和制度文化等。这些文化需要公民社会自我养成，更需要外界培育。要培育个人或群体预防、躲避、控制和处置自然灾害或灾难事件的行为习惯，就要倡导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升风险意识、培育本能反应能力、完善法规制度和协同行动应对的智慧。
防灾减灾是一种自我主导责任，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指令。遭遇突发变化，能够自觉寻求正确的应对策略，由视而不见走向感性自发甚至理性自觉，才能避免对变化着的现象视若无睹或对突发情况缺乏警醒。个人或群体对异常变化的敏感性、判断力、推断力和行动力提升了，就会避免或显著减轻因个人无意识甚至集体无意识而遭受灾难。
【杨赛霓：应急管理部—教育部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亚洲科学技术学术委员会秘书处主任】
深刻认识风险治理机制面临的新挑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减轻灾害风险’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扩展。流行病、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的急剧变化等新兴风险提出了新挑战。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利益攸关方的广泛合作与深度参与将成为未来减轻灾害风险的主要模式。
“减轻灾害风险”是一个深刻的话题。一般意义上，我们把“减轻灾害风险”理解为减轻灾害损失的可能性。因此，过去大量工作都是围绕着降低致灾因子的危险性、减少暴露和承灾体的脆弱性开展的。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减轻灾害风险”这一命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扩展。灾害的定义更加广泛，除自然灾害外，技术灾害、流行病、生物灾害、环境污染均被纳入了联合国的灾害定义中；风险的内涵不断延伸，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环境、生态、社会、政治的影响等都已被纳入考量。《2015-2030年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巴黎协定》等共同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纲领性文件，而它们的“一致性”实现路径要求我们的工作更加系统综合、协调一致。特别是近年来，流行病、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的急剧变化、社会和金融危机、数字化和过度连接、不平等和脆弱性等新兴风险给减轻灾害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适应气候变化等提出了新挑战。加强对复杂系统的理解、级联效应的预判、识别关键节点和链接，将成为新形势下减灾决策与行动的重要依据。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减轻灾害风险”的研究和实践需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架构。要超越部门孤立的思维和现有经验的程式，推动跨部门、跨学科和跨领域的合作，研究者、决策者和实践者必须整合并超越其已有的传统风险认知和应对策略。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利益攸关方的广泛合作与深度参与将成为未来减轻灾害风险的主要模式。
减轻灾害风险日益重要，不仅是由于新兴风险在不断倒逼推进风险治理，也是由于风险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现代决策的组织概念。灾害风险治理的发展是对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客观风险的一种功能性反应。技术进步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察觉和控制前所未知的或无法衡量的风险，并解决了一些人们所面临的传统问题。但新兴风险在类型和规模上往往有别于以往的风险，并可能超出现有治理机制的控制范围。
灾害风险治理依赖于行动机构，特别是取决于发现、分类和对风险采取行动的机构。治理的进步要通过不断的知识生成来维持，因此具有信息高度密集的特点。这一特点导致风险治理的中心性日益提高。然而，灾害风险治理需要在一系列制度约束下运作，伴随着对监管行为的严格审查和控制，监管机构需要在更多公共领域目标间进行权衡取舍。日益增加的外部透明度和问责制，使治理行为有了更多的观察者，从而增加了系统的制度风险。灾害风险治理本身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来源。
灾害风险治理决策和执行的特点是认知不确定性、有限理性、资源紧张、利益冲突、不可控因素，以及意想不到的后果。治理成功与否，取决于复杂的监管制度和措施的系统性、有效性和连贯性。这些给现代化治理机制带来了新的挑战。
【翟国方：南京大学城市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规划与标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风险分析学会中国分会副主席】
破局“城市看海”必须重视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是治理城市内涝的基础工作。要充分利用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资料和成果，借助专家团队力量，运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系统深入开展基于大比例尺底图的城市内涝风险评估。
4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城市内涝治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继《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之后发布的关于城市内涝系统治理的又一重要文件。
我国对城市内涝的治理经历了几个变化，从最初重视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到重视“渗、滞、蓄、净、用、排”等“海绵”措施的实施，再到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的模式，即全流域、全市域、全过程、全社会、全要素、全方位、分阶段、有重点的多维治理。《意见》既强调了用统筹的方式、系统的方式来解决内涝问题，也体现着动态的、整体的、永续的和底线（风险）的思维方式，治理目标明确，治理措施要求科技赋能、投入加大、部门协同、因地制宜、一城一策等综合系统应对。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城市内涝风险也在不断演化。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人口和财富不断向城市集聚，暴露于内涝风险的人口和财富相应在增加。另一方面，全球变化，气候变暖，内涝易发的城市空间增加，内涝发生的可能性也在增加。还有，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的广泛应用，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的大量涌现，使城市运行系统日趋复杂，风险种类不断增多。城市内涝不仅本身会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还会引发衍生灾害、次生灾害。因此，如何真正改变“城市看海”的窘境？
一是端正投入认识。要改变防灾投入没有回报的错误认识，认识到治理城市内涝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减少灾害损失，负负得正，就是增加社会财富。美国一项研究表明，在防灾减灾领域投入一个单位能够获得七个单位的回报。治理城市内涝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既是重大民生工程，又是重大发展工程。
二是加强应用研究。一般来说，内涝水深越深，灾情越重。由于我国各地地理条件、发展阶段、社会文化等千差万别，很难用划一的参数来表征这一规律，然而在具体城市的内涝风险评估中又不可或缺。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个案研究积累。
三是重视风险评估。城市内涝风险评估是治理城市内涝的基础工作，也是技术性比较强的工作。要充分利用正在开展的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资料和成果，借助专家团队力量，运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系统深入开展基于大比例尺底图的城市内涝风险评估。
四是强化宣传教育。要采用线上和线下、实体和虚拟、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途径和手段，全方位宣传城市内涝防治的意义、重要性及方法，全面增强城市内涝风险防范意识。
（来源：中国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